当然，这个“皇”指的是后来才有了皇权的概念，并不是说“皇”这个字创造的时间晚于“蝗”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：“皇”这个字不需要避讳。而“蝗”在古代，其实是有好的寓意的，比如故宫有一个螽斯门，取自《诗经·周南·螽斯》里的“螽斯”。比如很出名的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，就是因为有个姓登的州官，为了避“登”字，严禁百姓说“点灯”，只能说“放火”，才有了这么句讽刺的名言。
蝗虫的蝗字带个皇字，在古代皇权时代怎么没被修改掉？
这是封建时代避讳的问题，其实原因很简单。最主要的原因是：“皇”这个字不需要避讳。虽然历史上曾有几位皇帝，比如《容斋续笔》记载道，宋徽宗曾一度禁止民间用“皇”、“龙”、“天”、“君”、“玉”、“帝”、“上”、“圣”等等字眼起名。但条令发布后，实施难度过大，一时之间诸多大臣好端端的名字瞬间变得花里胡哨。比如“方天若”变成“方元若”，“程伯玉”变“程伯起（唔有点怪）”，“张圣行”变“张彦行”，有些不好改的那就抠掉，直接由三字名改二字名。
“皇甫”一族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，想死的心估计都有了。最终，不到十年，还是宋徽宗再下令道，这些字眼既不是祖先或皇帝的名字，也没有经典依据来证明不可用，为了不让后世贻笑大方，还是罢了把。于是这条规定被他亲手作废。这些趣事都记载在南宋文人洪迈的《容斋续笔》里：周宣帝自称天元皇帝，不听人有天、高、上、大之称。
官名有犯，皆改之。改姓高者为姜，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。政和中，禁中外不许以龙、天、君、玉、帝、上、圣、皇等为名字。于是毛友龙但名友；叶天将但名将；乐天作但名作；句龙如渊但名句如渊；卫上达赐名仲达；葛君仲改为师仲；方天任为大任；方天若为元若；余圣求为应求；周纲字君举，改曰元举；程振字伯玉，改曰伯起；程脩亦字伯玉，改曰伯禹；张读字圣行，改曰彦行。
盖蔡京当国，遏绝史学，故无有知周事者。宣和七年七月，手诏以昨臣僚建请，士庶名字有犯天、玉、君、圣及主字者悉禁，既非上帝名讳，又无经据，谄佞不根，贻讥后世，罢之。自孔子提出“为尊者讳，为亲者讳，为贤者讳”的周代礼制后，历代皇帝都凭此制定出了那么些关于避讳的规则：避帝王名讳。当朝皇帝和当朝历代皇帝之名皆要避开。
避长官名讳。下属要避开长官的名字。比如很出名的“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”，就是因为有个姓登的州官，为了避“登”字，严禁百姓说“点灯”，只能说“放火”，才有了这么句讽刺的名言。避圣贤名讳。主要是避孔子和孟子，比如孔丘的“丘”，你得改成“邱”，不然就是犯法。有的朝代还避黄帝之名，比如朱元璋当政时。避长辈名讳。
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。比如唐朝“诗鬼”李贺，因为其父名晋，通“进”，所以李贺一生不能中进士。比如杜甫其父名闲，所以杜甫从没在他诗里出现过“闲”字。因为避讳，产生了一些在现代人看来荒诞无比的故事，更甚者引发了著名的“文字狱”等事件。其本质都是统治者为了让百姓时时刻刻牢记其权威而使用的手段。同时，封建时代的迷信色彩，也会为名讳盖上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当然了，关于这个问题，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：就是，先有“蝗”，再有“皇”。当然，这个“皇”指的是后来才有了皇权的概念，并不是说“皇”这个字创造的时间晚于“蝗”。而“蝗”在古代，其实是有好的寓意的，比如故宫有一个螽斯门，取自《诗经·周南·螽斯》里的“螽斯”。《诗经》里描绘了螽斯聚集一方、子孙众多、虫鸣阵阵的景象，"螽斯门"便是希望皇室多子多孙，帝祚永延。
而“螽”便是“蝗”："今謂之蝗。按螽蝗古今語也。"——《说文解字》所以，小小总结一下，蝗字虽然带皇，但因其寓意，在古代皇权时代是不可能被改的，不然就是判祖离宗，也会被有识之士指责禁绝史学。也没有那个必要去改，要改的话，是不是要连煌、惶、徨......都改了呢？这样的话，那么文天祥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，想的可能不是为国捐躯，而是想着零丁洋旁还有哪些滩头可以拿来押韵了（手动狗头）。
